三江源國家公園出招 “九龍治水”變“攥指成拳”

作者:Chris    發表日期:2018-01-12 21:23:29

黃河源頭瑪多縣境內的湖泊。人民視覺

“中華水塔”這樣守護

車行青藏公路,沿途常能近距離邂逅高原精靈藏羚羊。

曾經的盜獵之地,如今已恢複平靜。2017年7月7日,可可西裏入選世界自然遺產名錄。這裏保存著完整的藏羚羊在三江源和可可西裏間的遷徙路線,支撐著藏羚羊不受幹擾的遷徙……世界自然保護聯盟技術評估報告這樣評價。

成功“申遺”,意味著可可西裏“高原野生動物基因庫”的自然特質得到了高度認可,也意味著一代又一代的守護者拯救藏羚羊、保護自然環境的人文精神贏得認同、引發共鳴。

為進一步保護生態極其重要又極為脆弱的包括可可西裏在內的三江源,2015年12月,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三江源國家公園體製試點方案。包括可可西裏在內的三江源地區,成為我國首個國家公園試點。

瞄準痛點,打通梗阻,突破藩籬,三江源探索建立更科學、有效的全新生態保護體製——

將原有的各類保護地進行功能重組、統一管理,“大部門製”從源頭上解決政出多門、權責不清的弊端;

創新設置生態管護員公益性崗位,越來越多的牧民放下牧鞭,端起了“生態碗”;

建設生態大數據中心、天地一體化生態監測等,“拿拳頭保護生態”的模式將成為曆史……

兩年試點,31項重點任務有序推進,首個國家公園試點交出的答卷,可圈可點:消失多年的水獺、猞猁、兔猻、豹子等野生動物又活蹦亂跳地閃現,身邊的水草更豐美了……

“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係”,已寫入黨的十九大報告。讓最美自然享有最嚴保護,三江源的目標是力爭於2020年前後建成國家公園,打造成為我國綠色文明的“樣本”。

隨著保護力度加大,藏羚羊活躍在可可西裏。 本報記者 薑 峰攝

曾經“源頭”難尋水

瑪多,藏語意為“黃河源頭”。這裏還有個美稱:千湖之縣。

“其實何止千湖,全縣大大小小的湖泊,有4077個!”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委書記何海燕細數“瑪多之最”:青海省海拔最高縣,全縣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全省人口最少縣,人口密度僅為每2平方公裏1人。“還有一最,上年紀的人都知道,上世紀80年代初,瑪多縣水草肥美、牛羊遍野,畜牧業發展迅猛,全縣牧民人均純收入一度躍居全國前列。”

瑪多縣紮陵湖鄉卓讓村的巴旦老人記得,在當時“突破百萬牲畜”的口號聲中,不到1萬人口的瑪多縣,牛羊竟然發展到了75萬頭,“那會兒隻要願意來我們瑪多放牧的,都能無償拿到牛羊和草場。”

“隻要願意”導致過度放牧。“每隻羊的可利用草場麵積下降了近七成,超載放牧直接導致草地生產力下降,有的牧民不得不遷往更高海拔的草地放牧。”巴旦歎息。

資料顯示:到上世紀末,瑪多縣70%的草地都退化了,並且還以每年2.6%的速度沙化。瑪多縣逐漸成為青海省生態環境惡化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僅沙灘、沙丘麵積就達80.57萬畝。牧民收入不增反降,有的甚至倒退回到20年前的水平。

罔顧自然規律的另一種表現,是采金活動的無序與泛濫。上世紀80年代,三四萬淘金者闖入瑪多縣,占用草地1600萬畝,毀壞草原50萬畝。

大自然的“報複”也來得迅猛。據瑪多縣氣象資料顯示,30多年前,這裏降水均勻,每個星期都有降雨,一年300多個陰雨天;隨著草場大量退化,空氣濕度越來越低,雲層越來越薄,黃河源區年均降水從此前的326.3毫米銳減到2003年的24.1毫米,當時蒸發量卻高達429.9毫米;全縣湖泊數量到2004年銳減至1800個。

“讓大家感到最不安的,是縣城裏的水井開始打不出水了!我們‘守著源頭沒水吃’,甚至得從幾公裏外的河裏拉冰回家化水。”巴旦說,藏族有個諺語——天空中的飛鳥有鳥法,下地裏的昆蟲有蟲規,正中間的人世有人法。“不講規矩,不尊重自然,一切就全變了!”

瑪多之“變”,是當時三江源地區生態退化的一個縮影。“中華水塔”環境之脆弱,亦可見一斑。“源頭人”都沒水吃,中下遊怎麽辦?如何讓“中華水塔”重現生機,確保“一江清水向東流”?

再破再立探新路

隆冬時節,瑪多縣黃河源鄂陵湖出水口,成群結隊的斑頭雁在湖中嬉戲。如今黃河源頭再現千湖美景,有“黃河源頭姊妹湖”之稱的紮陵湖、鄂陵湖,水域麵積10年來就增加了80多平方公裏。

經過10餘年不懈努力,三江源地區生態退化趨勢基本得到遏製。

2003年,國家在三江源地區設立自然保護區,並從2005年起,投資75億元正式啟動三江源生態保護和建設一期工程,對這個重要水源涵養地進行人工幹預應急式保護。與之相配合,青海決定對果洛、玉樹等地處三江源核心的地區不再考核GDP,對包括瑪多在內的4州17縣市全麵實施沙化治理、禁牧封育、退牧還草、移民搬遷、工程滅鼠等項目。

“在麵積如此遼闊、生態係統如此脆弱複雜的區域開展人工生態治理,我國曆史上尚屬首次。”現任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的李曉南,2005年就擔任青海省三江源生態保護建設辦公室專職副主任,肩負一期工程總協調重任。

“2005年履新之初,我接連三天都躲在家裏,把工程規劃來來回回研究了七八遍。如果不理出個頭緒,咋協調?別人來談工作我咋回答?”李曉南坦言。

為啥這般犯難?

“三江源治理有‘三多’:第一,地區多,一期工程實施範圍涉及4州17縣市,麵積15.23萬平方公裏,治理規模世界罕見;第二,治理項目多,包括退牧還草、水土保持等22項工程1041個子項目;第三,牽涉部門多,項目又要歸口到省發改委和農牧、林業、財政等多個廳局。”

“上頭有多個廳局,下頭有多個州縣,如果不把分散的職能整合起來,三江源治理項目就難以落地。”李曉南帶著同事先後製訂8個三江源工程建設管理辦法和細則,從項目組織、資金管理、檢查驗收等方麵實行統一領導、統一協調,確保了一期工程的順利實施。

一期工程實施10年,三江源各類草地產草量提高30%,土壤保持量增幅達32.5%,百萬畝黑土灘治理區植被覆蓋度由不到20%增至80%以上;水資源量增加近80億立方米,相當於560個西湖,千湖濕地再現;近10萬牧民放下牧鞭轉產創業,農牧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2.4%。

然而,重生的三江源,生態依然脆弱,相關體製機製矛盾同時顯現。

“瑪多縣大小河流、湖泊密布,過去‘廟門大了和尚多’,濕地、林地、農牧、漁業、風景區等管理部門條塊分割、政出多門、職能重疊交叉,誰都在管卻誰也不能一管到底。”黃河源園區管委會資源環境執法局局長曲洋才讓感慨。

當時,三江源有以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國際重要濕地等為主體的9種保護地類型,濕地、林地、農牧、風景區等都有相關管理部門,“九龍治水”。

2015年12月,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三江源國家公園體製試點方案。作為首個試點,三江源正式開啟“國家公園”時代,目標瞄準“青藏高原生態保護修複示範區,共建共享、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先行區”。

“這意味著三江源地區將再次打破原有生態保護模式,在無任何成熟經驗可供參照的情況下,探索建立更科學、有效的全新生態保護體製。”李曉南說。


本文來源:http://mil.news.sina.com.cn/2018-01-12/doc-ifyqptqv817847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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